新诗的体式具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从狭义的角度讲，新诗的体式专指新诗文本的语言组合方式，是新诗语言呈现出来的制度化、规范化属性。“在一个社会中，某些复现的话语属性被制度化，个人作品按照规范被产生和感知。所谓体裁，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不过是话语属性的制度化而已。”语言决定体式，对新诗体式的理解应该立足于语言这个本质问题，“什么样的语言决定什么样的诗歌体式，这在中国形式诗学研究中，已渐渐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在中国现代诗学理论上早发现语言与体式之间重要关系的，是新诗的始作俑者胡适。在胡适看来，新诗的体式是白话给逼出来的，“诗体大解放”的根本动力是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语言变革。然而，在胡适的观点形成之前，还应追溯到晚清“诗界革命”旗手黄遵宪的诗学主张。在黄遵宪看来，时代的变化引起了语言的变化，语言的变化引起了文字的变化，文字的变化引起了文体的变化；虽然文字的变化和文体的变化要比语言的变化缓慢，但这个变化是必然的。从广义的角度讲，新诗体式的生成固然应该关注语言这个外部形态，但体式的存在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种文学体裁的形成是长期的创作实践的结果，也是一代代人探索的结果，体裁犹如语言中的语法规则，不是某个人的约定，而是一种经过长期实践后的约定俗成”。甚至社会的时代精神、审美风范、文学思潮，乃至于诗人的诗歌观念、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等都会影响到新诗体式的建立。新诗的体式从外在形态上可以分为行式和节式，包括分节、建行等，是新诗体式“形”的因素。新诗按照诗行和诗节的构筑特点不同，又可分为多种样式，虽然每种样式有相对独特的审美特征，但各种样式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式还包括声调、音韵，即是否讲究平仄、押韵，以及韵的宽窄、疏密，节奏的快慢以及是否合乎音乐性，或者是诗句的音步多少有无规律性，这是新诗体式“音”的因素。另外，体式还包括语言方式，即表情达意的句法、词法和修辞方式等因素，以及社会的风尚与文学思潮的影响，诗人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诗歌观念等。总之，影响新诗体式生成的因素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