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很简单，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书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我叫刘跃进》：刘跃进是北京某建筑工地的民工，上街时他的包被人抢了，里面装着他全部财产。找包的过程中，他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藏着天大的秘密，牵涉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于是几拨找这个包的人马，又开始找刘跃进……刘跃进像一只无辜的羊，意外地闯入了狼群，他自认倒霉却不悲观。问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狼，都披着羊皮，和蔼可亲；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我不是潘金莲》：书中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从杀人到折腾人，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走上告状路。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市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还把法院庭长、院长、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以至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竟持续二十年。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他的写作立场使他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可以与时代、人民和国家对话的现实主义作家；《温故一九四二》被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是作家刘震云的首部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刘震云形象地说：1942年河南因旱灾饿死的民众，相当于在那里建了三座奥斯维辛！冯小刚说：“二战时，希特勒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但在1942年，中国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刘震云为此写了一本书，我在1993年看到，非常震撼。”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小说出版后，王朔几次力荐冯小刚拍成电影，然而从小说到电影，立项、驳回、修改、再立项……经历了19年的艰辛，《一九四二》才得以公映。电影故事中，刘震云以地主老范、长工栓柱、佃户瞎鹿与媳妇花枝一家等灾民的逃荒之路为主线，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等人的四处斡旋、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堪境况为副线，比小说更立体生动地再现了面对天灾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态度。《手机》：事业如日中天的著名电视主持人严守一就是因为手机给他的生活带来快乐、带来爱情的同时，也使他的婚姻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他一个偶然的失误：他去电视台主持节目时，把手机忘在了家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电，让他的妻子发现了他深藏在心底的秘密……故事从此开始——都是手机惹的祸？只是因为手机才惹的祸。《一地鸡毛》：小林在单位和家庭的种种遭遇和心灵轨迹的演变，菜蓝子、妻子、孩子、豆腐、保姆、单位中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从而反映了大多数中国人在八、九十年代日常生活和生存状态，他们是如何走在世界的东方，完成一天又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