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寺研究》 豆瓣9.6

宿白先生是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中国石窟寺研究》这部书正是他在石窟寺考古方面的典范性研究。本书一共收录了二十三篇文章，主要是宿白先生从50年代起陆续写就发表的，内容包括对克孜尔、敦煌、云冈、龙门等著名石窟的造像形象、窟龛形制、艺术风格进行的比较分析，进而确定各窟的开凿年代、发展变化、阶段特征等，用语科学谨慎。宿白先生的石窟寺研究不仅长于考古方法充分、科学利用，更善于把考古事实与文献材料、历史宗教结合在一起，这种研究方式不仅开创了历史考古学的研究道路，也充分体现出人文性和综合性。也正因如此，《中国石窟寺研究》虽然是以石窟寺为主要研究主体的，却能也在各个方面渗透出历史、文献、宗教、版本等方面的知识。

《白沙宋墓》 豆瓣9.7

《白沙宋墓》是新中国考古学泰斗宿白先生的成名之作。全面报道了1951年河南禹县白沙镇三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抢救性发掘过程，详细介绍了这三座墓葬的墓室结构、墓中遗物及墓室装饰（壁画、建筑）情况。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利用大量历史文献、传世绘画以及其他地区的出土文物等材料，在书中做了大量说明性注释，澄清历史背景，比对同类器物，从建筑、绘画、服饰、器用、民情、风俗等方面，多角度再现了宋代的日常生活图景。虽为一部考古报告，实可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历史书来阅读。宿白在《白沙宋墓》中严格区分报告主体和编写者的研究，确立了历史时期考古学报告的典范。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豆瓣9.6

中国古代印刷术始于雕版印刷。雕版印刷出现在8世纪中叶的唐玄宗代时代，唐后期到五代，以长安两京、长江流域为重心，雕印技艺广泛传布，雕版印刷手工业走上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北宋是雕版印刷急剧发展的时代。都城汴梁的国子监、印经院等官府刊印盛极一时。诸经正义、字书、史书、医方和较大卷帙的类书、文章总集和大批佛教书籍，都开始第一次镂板刊印。民间印造文字也迅速兴起，实用书籍和古今别集多有刊印。本书作者大量辑录《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著述，一一研究靖康之乱后海内外残存至今的稀见珍本北宋刊印书籍，对汴京官私雕版印刷的发展面貌作了通盘梳理。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充分利用传世与出土资料，厘清了中国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发展史，代表了中国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新高度。本书于1999年由文物出版社初版，2001年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此次收入《宿白集》，订正讹误，更新图版，由三联书店再版刊行。

《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 豆瓣9.4

宿白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是位开创范式、建立体系的大家。这本《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收入宿先生三十九篇文章，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代表作品，呈现了宿白先生对这一历史阶段考古充分而缜密的思考。全书通过古城沿革发展、墓葬形制变化、寺院遗迹布局等多个角度，对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典型考古素材进行了科学的整理——从“古今重叠型城市”长安与洛阳、到宣化辽墓中张家的兴衰史，再到西藏大昭寺的银瓶、青州龙兴寺的窖藏、山西永乐宫的壁画，乃至日本奈良法隆寺的玉虫厨子。宿白先生用一以贯之的考古实践与历史、文献互证的方法，为大量零散考古素材搭建了一个分类、分期明晰的体系，提出了许多有分量的观点，尤其是“城市考古”概念与方法的问世，影响并指导了大批之后的考古工作者。

宿白（1922-2018），字季庚，辽宁沈阳人。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他也是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北大考古专业创始人。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肄业，1951年主持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的发掘，1952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系任教。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兼校学术委员，同年任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1999年其当选中国考古学会荣誉理事长至今。2016年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他的代表作如《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所达到的学术高度和创立的学术范式，至今难以超越，是相关专业学者和学生的必读经典。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慎于刊布。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等著作，无一不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学界奉为圭臬；《中国石窟寺研究》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充分利用传世与出土资料，厘清了中国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发展史，代表了中国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新高度；《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蕴含着先生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思考，体现了先生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切实结合的治学之道。

宿白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主要创办人。20世纪50年代，指导多届考古训练班的教学工作，主持创设完整的中国考古学课程体系。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无一不受教于先生，他是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