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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期，十四五岁的我喜读鲁迅作品，尤钟情于鲁迅杂文。那时家中有毛边本“坟”、“热风”、“华盖集”、“准风月谈”、“二心集”、“三闲集”、“且介亭杂文”等，常常随携阅览，竟至如醉如痴。大约在1957年春天，邻居关先生（一位中专语文老师，无子女）一次见我这个初三学生在读“准风月谈”，他观赏书本后叹曰：“难得，是毛边本！”随即又问：“这书名是何意思？”我一时语塞，关先生说，当年杂志编辑怕惹事，要作者“多谈风月，莫讲国是”，鲁迅以“准风月谈”名书，乃讥刺当年的文化专制。此后，关先生下班、我放学回家，一大一小的两人常在院子里指天划地，议论滔滔。记得关先生说，鲁迅的随笔达到中国文学的一个极致，其对时弊的针砭，有些至今犹感真切。又说，鲁迅希望自己批评时弊的杂文“速朽”，但时弊难除，鲁迅杂文因而“不朽”。关先生的话，我似懂非懂，但也仿佛领略到一点鲁迅杂文的奥妙。以后，每读鲁迅书，总想起关先生高大的身躯、慈祥的面容和兴致勃勃的宏议，连带悟到：貌似轻松的随笔，也往往藏有机锋，介入生活的力度并不下于鸿篇巨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