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门——就象后来的柏林墙一样，标志着有内外之分，差异之别。在世界历史上，一座城市被人为地切割来，可谓不乏其例。它或为民族、主权的原因，或为经济、文化的差异，又或为战争乃至意识形态的冲突。尽管各有各的合理性，亦各有各的后果，但从城市发展所具有的趋同性和整体性的规律来看，它无疑具有临时和负面的性质。

自1924年齐卢战争和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对租界的安全形势日益担忧。为了防止败兵、宵小窜，尤其是阻止日益壮大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有可能收租界，从1925年末起，法租界当局始陆续在从南市十六铺到斜桥的华法交界处各路口修筑大型铁门。这种铁门有军警驻守，昼夜闭（遇特殊情况时，白天亦会关闭），与原有的铁丝网、沙袋等障碍物相配套，对市民的自由交通构成了颇大阻碍。随着1927年初北伐军抵上海，修筑工程日益加紧。稍后，公共租界当局亦如法炮制，铁门从沪西直至闸北、虹口构成一线。如果这几十道铁门一起关闭，两租界可以立刻成为名符其实的“围城”，外面不去，里面也出不来，如铁桶一般。面对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中国地方当局曾屡屡交涉抗议，各方民间人士亦就铁门给市民生活造成的“莫大之痛苦”频繁陈说厉害，但两租界当局始终我行我素，不为所动。从十六铺至斜桥的华法交界一线，法租界当局在各交通要口前后共建造了近40道铁门。1937年8月以后，鉴于斜桥至日晖港之间原先构成华法天然屏障的肇嘉浜东段已被填没，法租界当局为隔绝双方，除了下大力气建筑了一条长长的砖墙外，还在这一区间及更西至徐家汇地区的重要路口又增筑了若干道铁门。租界铁门，从始建造到1946年初（zui）后拆除，前后持续了整整20年。其间，它们的与关闭、全和半合、需检查证照到完全自由通过，等等，都对上海城市——无论是租界还是华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承平时代如此，尤其是在“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期间，更是造成了巨大的困扰。两租界当局鉴于租界地面有限，为了抵挡来自南市和闸北的百万难民潮，几乎关闭了所有铁门，以致从日军狂轰滥炸中侥幸逃生的难民们，扶老携幼，提箱带箧，黑压压地麋集铁门之前，弄得退失据，只能露天而宿，饥渴难耐之下，蒙受了难以忍受的痛苦。有时候，租界当局为减缓压力，也会将铁门稍稍启，瞬间之下便会有几十人、数百人乃至数千人争相蜂拥而过，好比挤上了“诺亚方舟”……一时间，铁门几乎成了“生与死”“天堂与地狱”之间的一道阴阳界。

马军，1969年11月生，历史系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出版书籍20余种，发表论文70余篇，并有文章、译文、口述采访等100余篇。